以下是文字实录：
1、韩国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韩国共有18707名婴儿出生，比去年同期减少14.6%。这是自2020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降幅。与此同时，死亡人口数量为28364人，同比增长3%，当月人口自然减少9657人。这是韩国连续第47个月人口负增长。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1至9月的出生人数为56.9656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0%，连续8年创新低。2022年末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开启了人口负增长的进程。为什么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圈均惊人相似地陷入人口负增长?
梁建章：首先，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更低。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东亚三国都是出了名的内卷严重，内卷程度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内卷”这个词最近两年非常流行，而用到教育上也非常恰当。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它们会继续增加焦虑，让家长们在高考筛选的“剧场”里精疲力竭、不堪重负。
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学生平均每周学习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多了十几个小时，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
中国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继续恶化，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达不到标准。还有很多学生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情愿浪费一年时间复读，甚至有些还被拿出来当作励志的典范。复读不是学习新的知识，完全是为了应试刷题，这是对个人生命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高考和中考，是以前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时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高考和中考，使得家长承受巨大的孩子升学压力，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给孩子补课。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教育负担，无论是学习时间和费用还是家长辅导学习的时间几乎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也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教育改革必须知难而上，只有大胆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教育效率低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面对当前的困境。
此外，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过长，也会导致育儿时间缩短。根据OECD的数据，2022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901小时，而欧盟国家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571小时。
2、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全球排名倒数第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为2.39亿人。与此同时，年轻人婚育年龄普遍推迟，《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比2010的24.89岁增加了3.78岁。为了提高生育率，全国各地的“催生”政策密集出台。各地推出的免学费、增补贴等措施能否扭转“不敢生、不愿生”的社会心态?低生育率又会对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产业会被重塑?
梁建章：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多个地方政府先后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但相对于高昂的育儿成本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一部分来补贴生育。
2022年中国GDP达到121万亿元，如果拿出GDP的2%来补贴生育，约相当于2.4万亿元。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补贴1500元计算，即平均每孩每年补贴1.8万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那么补贴当年出生人口需1800亿元。如果追溯到五年前的家庭，第一年的补贴金额可能需要9000亿元，以后逐步增加。法国和北欧国家等生育率较高的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3%以上用于生育补贴等家庭福利开支。中国的生育率要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拿出GDP的2%-3%来鼓励生育。
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严重老化，并且人口规模也会开始急剧萎缩，这些急剧的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创新能力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婴幼儿产业，现在奶粉需求已经下降很多。而且很多地方幼儿园开始关停了，因为几年前新出生人口数量腰斩了。未来有些小学、中学、大学也会关，人口的负增长对教育影响是最快的。
房地产跟其他的大宗商品不一样，它是一个长期的使用价值。其实现在房地产低迷，跟我们新出生人口跌得这么厉害，造成对房地产的未来需求预期不乐观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通过鼓励生育政策恢复对人口预期的信心，对房地产可能有比较快速的提振投资的效果。
而对于旅游行业而言，旅游其实不太受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影响。因为人们最旺盛的旅游需求年龄差不多是60岁左右。这部分人群刚刚退休，有闲又比较有钱，所以对旅游业的影响反而比较小。当然延伸出来，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对健康产业也可能影响很小。
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养老是昂贵的，政府可能不得不降低养老福利金，因此，大多数人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私人储蓄或者投资进行养老，从而导致老龄化社会的金融业更加繁荣;医疗保健也将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因为老年人将会花费更多金钱来延长寿命;而娱乐和旅游业依然是朝阳产业，因为它涉及人类的精神需求，即使人口已经老龄化，旅游业和娱乐业也将在整体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3、你提出过一个 “人口创新力模型”的分析框架：人口的创新力等于人口数量跟人口能力，还有内部交流跟外部交流。这些年来，你一直担忧人口问题，但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现，一些岗位完全可以被替代，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减少对人口数量的依赖?
梁建章：有一种说法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了。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人工智能不会导致失业率的整体飙升，而是会有更多人转向精神需求产业尤其是创新产业。所以人口减少最大的负面效应，不是养老问题而是抑制创新。中国这几年的每年新出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未来年轻人口规模的萎缩，将削弱创新人才的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在人工智能领域尤其重要，因为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用户生成的数据进行训练，大量的消费群体是人工智能时代非常重要的创新要素。未来创新产业的经济占比会越来越高，而新生人口的下降，将严重影响一代人以后的中国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
另外，生孩子是不是一个精神需求?可不可以自动化?显然部分涉及精神需求，因为孩子可以带来独特的成就感和亲情。但是生孩子还有很高的成本，根据育娲人口的研究报告，中国每个孩子十八岁之前平均需要约五十万元的直接养育成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直接养育成本则接近一百万元)，中国家长花在教育的时间成本也很高。短期来看，人工智能很难大幅降低养育的成本，所以还是要靠政府采取生育减负和教育改革的措施来减轻负担。如果能够大幅降低养育的负担，那么生孩子作为人类的本能需求还是会被充分释放，所以我一贯呼吁尽快出台生育减负的政策。
